疫情污名折射美国国家能力缺失

　　新冠肺炎（COVID-19）已经成为了全球大流行疫情。这场疫情给每个国家和政府发出了一张高难度的考卷。当人类面对疫情，恐惧难以避免。恐惧可能会导致失序，但同时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恐惧也能激励我们。辅以适度的剂量，恐惧会督促人民去思考，去准备，去行动。如果公众可以获得所需的准确信息，我们就可以以清醒克服慌乱。

　　不幸的是现在混乱信息似乎不少。最近几天，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争论正在被政治争吵所利用。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加入战局，文学作家竟然开始变身斜杠大爷，声称病毒来自中国。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3月9日的媒体采访中给病毒贴上了武汉标签。不难想象，美国高层的这番操作激起了广大中美广大网友的剧烈反应。外交部的新晋发言人赵立坚在蓬佩奥发表上述不恰当外交言论之后，在媒体发布会中指出该言论“高度不负责任”。在此之后，美方并不相让，中方坚决回应，这种你来我往愈演愈烈。到了3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Twitter上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使用了“中国病毒”的字样。

　　这种病毒地域化的指责究竟要表达什么？这种做法对于应对疫情又能有什么作用？可能不少美国人对十年前的美国H1N1甲型禽流感还记忆犹新。这是世卫组织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宣布的流感大流行疫情。20009年4月，美国加州首先报告了两个确诊病例。从此开始，关于病毒的起源就争吵不断。有人将之称之为美国流感。在另外一边也有不少美国人将流感怪罪于其他人。著名电台主持人迈克尔·萨维奇就声称病毒发源于墨西哥，是那些非法移民把病毒带到了美国。

　　回头来看，大家把这场疫情叫做“美国禽流感”还是“墨西哥流感”对我们毫无帮助。最终让人类摆脱这场大流行威胁的是有效的疫苗。当然，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问题，病毒起源的确具有重要的病毒学意义，它能够帮我们追踪病毒变异过程和传播路径，进一步基于这些信息来设计有效的监测和预防措施。但是把病毒贴上特定地域或者特定种族的标签则是完全另一回事。毫无根据的猜测，辅以极度歧视的标签，这种做法往往在流行疫情中迅速发酵，俯仰皆是。在这些年的SARS中曾经出现,埃博拉曾经出现,禽流感中也曾经出现。为什么会如此？医学人类学家对污名指责与流行病中的知识政治进行了观察研究。他们认为这种指责，尤其是对距离遥远的国家或者社会地位边缘的人群的指责，往往是公众在流行病的恐慌中对当局失去信心的重要信号。如果错误信息在公众中开始传播，这往往表明政府失去了必要的可信度。当政府核心官员，比如总统和国务卿，也开始违反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规范操作，反而把病毒与另外一个国家绑定，那这恐怕就是他们自认缺乏必要国家能力的绝佳证据。大疫当前，将手指戳向别的国家的做法只能强化这种歧视心态，其背后折射的是政府缺乏社会动员能力的无奈事实。

　　这种污名还有一种更加明目张胆的升级版本，那就是武器阴谋论。在毫无证据和专业知识支持的情况下，有些人公开煽动宣扬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持论者中其中影响广泛的，当属曾担任过特朗普总统顾问的斯蒂夫·班农。就事论事，阴谋论并不罕见。当社会面对重大压力，特别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恐惧会催生网友的想象力来对危机管理中的关键信息缺失进行补偿。对那些只知道脑子里只有大国竞争套路的人来说，他们在面对无力承受的难题时机械地搬出这一套故事，套用大国威胁的思路，的确一点也不难理解。毕竟一把锤子眼里能看见的只有钉子。生物武器阴谋论把他们对国家衰落的焦虑展露无疑。虚构一个来自中国的国家威胁只是爆米花电影水平的操作，但这种安全威胁叙事确实能够为他们提供某些心理安慰。

　　除了一般公众，还有其他人把水搅得更浑。弗朗西斯·博伊尔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退休法学教授。他言之凿凿，声称手握中国制造新冠生物武器的实锤，但其实拿出没有半点间接证据。这种专家的所谓参与更应该引起社会的警惕，这也更加明显地折射出美国社会的低沉士气。其实法律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需要重视生物武器的安全风险。但绝大多数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十分严谨，在研究结论上非常自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绝不会针对特定人群或者国家。生物武器安全问题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议题，专家在呼吁公众关注和支持的作用中十分重要，但这主要是在和平时期注意长期基础设施建设和风险管理，上兵伐谋，未雨绸缪。眼前的这种专家下水借题炒作，捏造威胁，这种不严肃的做法破坏了学者同行经年累月枯灯独坐而积累起来的学术信誉。在这样严肃的话题领域利用专家标签行进行网红炒作，对于各国公众来说都是严重的信息误导。

　　同样，当高级官员亲自下场鼓吹，把大流行疫情安全问题化的时候，问题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美国的一位参议员汤姆·科顿就公开呼吁调查冠状病毒是否是武汉实验室制造的生物武器。当然，由于他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只能承认这是猜想。但他的用意本来就不在于证明什么事实，而是利用这种不可证明的威胁论来制造恐慌，来影响公众，来树立一个通过敲响来自中国的战争警报的吹哨英雄形象。

　　通过病毒武器论来构建安全议题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心态。这展现了公众、专家，特别是官员对全球竞争的恐惧以及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无奈。不论这种想法有多少依据，他们内心似乎认为全球竞争已经迫近，而他们所见的美国无法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所以他们求诸于安全叙事、威胁叙事、例外叙事。但正如意大利学者阿甘本指出，安全化将会导致例外状态，从而破坏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地位。利用这种对中国的指责来组织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对本国制度的信心不足。因此，这种对中国的攻击，这种通过虚构来积累的恐惧与怨恨，只能证明自我的失败者心态。他们认为失败正在到来，进而在所有外部因素上寻找借口和理由。这种心态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衰落标志。

　　大流行疫情对国家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对社会团结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提高检测能力，追踪感染患者，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延阻病毒传播速度，这些工作要求政府尽职尽责、勤勉地去完成。一个国家不必要去照搬中国方案，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方案。但是如果你听到自己的人民已经在赞扬中国，你应该做的是想办法把上述工作踏实做好，以此来重建他们的信心。别把头埋在抱怨、指责和污名的沙堆里。

　　病毒不会区分国界，也没有意识形态。在大流行疫情中，病毒通过一种神奇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辩证的全球连接。一方面，病毒在全球传播，世界没有选择，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去应对。但同时，病毒又创造了一种表现竞赛：各国要证明自己有足够能力妥善应对疫情，自己才是能够更好保护国民健康权的那个国家。

　　在这种比较与竞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世卫-中国联合专家组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措施，但我们同时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都是中国粉丝。有的人认为这仅仅是应对措施的选择，有的人认为这是措施背后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别。不同的理解并不关键。关键的是，不论你有什么个人意见，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新冠病毒已经把人类带到一个康德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时刻：你不需要喜欢你的邻居，但在此时此刻你必须和她在一共应对,走出危机。

　　大流行疫情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它带来的痛苦已经足够。即使不谈携手，我们也需要为此共同奋斗。国家之间可能有意识形态之分，但病毒没有。所以请不要用无意义的指责来毒化公众。（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洋）